邓小平金融思想与金融改革

邓小平金融思想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僵化的金融体制，邓小平提出银行要转变职能，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在以后的十多年间，邓小平又多次谈到金融问题，明确了我国金融改革的总体思路。

改革开放前的金融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只靠行政手段管理，统得过多过死，整个金融系统缺乏活力。邓小平认为旧的金融管理体制要改革，“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1983年国务院决定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86年底，邓小平要求人民银行不能再停留在“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的阶段，而应当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从1994年开始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自我约束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惜贷”现象。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的控制，逐步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这是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的重要标志。近两年来，人民银行运用利率杠杆调控货币供应，运用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完善了金融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如果不稳定，必然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前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在财政“分灶吃饭”、“地方包干”以后，地方权力扩大了，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前些年曾有一度金融宏观调控成效不大，症结就在于地方政府的反调控。邓小平在治理整顿期间，曾经批评道：“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他强调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

80年代中后期，当物价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道“雄关”时，邓小平告诫道：“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他强调，要坚定闯关的决心，只有“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1985年起国家试行下放投资计划管理权限的规定，造成重复建设日益突出，低水平投资有增无减，企业利润逐年下降。而且“拨改贷”又使企业利息负担沉重，缺乏技术改造的能力。多年的实践证明，仅仅依靠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和承包制还难以解决国有企业效益不佳的问题。

1986年底，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指出，“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并强调金融改革要跟上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金融活动的利益获得应该以其对物质生产或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衡量。当前经济生活中，银行出现大量不良债权，与国有企业效益不佳有直接关系，因此，金融改革应主要围绕国有企业改革这一中心环节。

通过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促进资产存量的调整，需要借助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上有众多交易者共同参与，可以确保企业资产评估的科学性和交易行为的合理性。资本市场上股权转让或收购兼并，能够实现社会资产在不同企业或不同行业之间的调节和重组，将社会资产转移到利润率高的企业或部门中去，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金融改革除了政府推动外，还需要有来自金融机构内在的动力。国家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转换银行经营机制的改革措施，目的是为了刺激国内需求，确保资金流向企业，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再就业工程。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金融业不对外开放，就无法形成经济全方位开放的局面。但是，如果金融改革跟不上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调，金融就会从反面向我们展示它的“核心”的力量。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惨痛教训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对重大国际事件，主张“韬光养晦，静观事变”，提出不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划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面对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讲，关键是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抵御国外金融风险的关键，一方面是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强大的基础产业；另一方面是外汇体制改革，增加外汇储备和风险防范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由于这两方面我国做得比较好，成为抵御本次金融风暴的坚实物质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